古往今來，在社會學史和文化史上爭議最大的事物有三：曰美女、曰金錢、曰酒。前兩者不太容易得手，并且危險性大。枚乘《七發》以為“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足見女人，尤其是美女，可慕可愛之外，潛藏著可畏的因素。而金錢，其絢麗固如豹皮，但豹能咬人，也確是事實。惟有酒，人人得而飲之，潦倒困窘如孔乙己者，也能賒酒喝淡泊寡欲如五柳先生者，也能“造欲輒盡，期在必醉”。于是對于酒，人人都有自己的價值標準，而酒對待人，則無尊貴卑賤，一視同仁，都竭盡它的本性，幫助你去做你想做的一切。有人說，酒是靈感的源泉、藝術的上帝，其實，它何嘗不是所有人的朋友或情人、仆役或幫兇、神靈或惡魔。

在我看來，酒之性善、性惡，正不必如孟子與茍子對“人之初”的思辯那樣去探究，酒的名聲由于有了商紂的“酒池肉林”，齊威王的“好為淫采長夜之飲”，有了買刀的牛二、狎妓的西門慶，便狼藉起來。其實，這些人即使不飲酒，也不會改其質的。酒，在《說文》中就是“酉”字，“酉”則作“就”字解。“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這是講得再清楚不過了，善者飲酒與惡者飲酒，他們的行為方式、準則、效果大相徑庭，原與酒性關系不大，大體是人性所致。

那么，酒到底是什么東西?它以水為形，以火為性，是五谷之精英、瓜果之靈魂、乳酪之神髓，望之柔而即之厲。它清洌的器皿、純凈的色澤、醇厚的芳馨，使所有的人，從王者霸主到流氓潑皮為之心蕩神馳。飲酒的快樂，真不可一言以盡。它使人類的情緒經過了一番過濾，這其中當然有化學的、生物學的、心理學的復雜過程。而酒過三巡，人都有了變化，這卻是概莫能外的事實。酒可以點燃情緒，焚燒回憶，引發詩思，激勵畫興。酒使你的思維刪繁就簡，使你的語言單刀直入；你會從種種繁文縟節的思慮中脫穎而出，宛若裸露的胴體，都真實不虛。善也真，惡也真；酒使善者更善，惡者更惡；使智者更清醒，愚者更癡昧；酒使勇者拔刀而起，怯者引頸受戮。酒把你靈魂深處的妖精釋放，使你酒醒之后大吃一驚——我會做這樣的事嗎?酒使我們想起某些人諱莫如深的哲學命題：復歸。

酒之為用，對每一個人的感情世界，其實是無所不在的。它使你愛之彌深、恨之彌切；使你惆悵轉入凄涼，憂思更添新愁，熱情躍向激烈，感慨翻為浩嘆；使你思也渺渺，情也悠悠。酒是歡樂的酵母，又是痛苦的激素；酒使你在體內發現另一個自我，一個“膨脹了的自我”。

把酒視為可以澤蒼生，使人迷離得悟的，莫過于佛家的“醍醐灌頂”之說。醍醐是乳，亦是酒，正如《春秋緯》所云“酒者，乳也”，古代把酒稱作“天乳”。在西北，我飲馬奶子酒，對乳與酒的關系才有了實感。佛把深入法性的最深一層的智慧和遍知一切法相、無所不在的智慧輸入于人，宛如醍醐灌頂，徹上徹下徹里徹外得到“覺悟”或者“醒悟”，這不正說明酒不僅僅會醉人，也能醒人，不僅僅能醉世，也能醒世?酒，激勵過勾踐，《呂氏春秋》曾載“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遂將美酒傾入江流，與民共享，喚起越人同心復國的信念，與吳王夫差，背水決戰。這是勾踐和整個越國的“醍醐灌頂”。1976年“四人幫”就擒，舉國歡慶，酒市為罄，這是十億人的覺悟，人們用酒洗滌我們民族身體上的、心靈上的積垢，這是十億人的“醍醐灌頂”，整個民族的“醍醐灌頂”。

然而，清醒有時是痛苦的，《楚辭》中的漁父勸屈原“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酗”，我想是出于對一位偉大的孤獨者的深深同情。屈原知道“眾人皆醉我獨醒”是會遇到厄運的，然而他卻愿意直面人生，承受苦難，“九死其猶未悔”。歷史上不少杰出的人物，由于自信內質的堅強，他們不須“從眾”以求安全，不欲“認同”以保山頭，獨來獨往，空所依傍。屈原說：“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園之能因兮，夫孰異通而相安。”在彼時彼地，屈原不飲酒，清醒得莊嚴，他要以自己清醒的判斷，以報社稷。李太白則不然，作為詩人，他沒有屈原那樣的歷史使命感，也沒有杜甫“致君堯舜上”的抱負，他清醒的時候只希求韓荊州幕下的盈尺之地，只希求不作“蓬蒿人”。而當他“但愿長醉不愿醒”的時候，李白的人格才高大起來，他才能傲視權貴，不愿摧眉折腰；他才能夢游天姥、飛渡鏡湖，他才成為一個真正的、不朽的李白，他的詩思才插上了垂天之翅。他飲得浪漫，酒使他思想的渣滓沉淀，使自己的靈魂在凈化之中復蘇。酒對于李太白，無異是詩神，在歐洲稱繆斯，在中國稱靈芬。于是，我想有些人應當醒，有些人應當醉。作曲家中深邃雋永的王立平應當醒，才情縱橫的王酩應當醉；畫家中磅礴莊嚴的李可染應當醒，渾然天際的傅抱石應當醉。

我性嗜酒，因此我的一切幸福和不幸的回憶都和酒有緣。然而，幸福的事大體韻味不長，而悲痛的事卻往往歷久彌新。其實，“憶苦”是不須提倡的，人們會時時憶及。“艱難苦恨繁霜鬢”包含了杜甫對喪亂流離的全部悲痛的追憶，而“潦倒新停濁酒杯”則是他興味索然、悲莫大于心死的寫照。能悲痛的人，就有理想的光照；能悲痛的民族，就有燦爛的前景，我們擔心的是對一切無所動于衷。

我曾有一位可欽、可敬、可嘆、可悲的長兄——范恒，現在已埋魂長江之畔。他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忠誠信念，用他一生備極痛苦的歷程，做了莊嚴的詮釋。1957年劃為右派，1981年徹底改正的時候，他已去世十年。人們含著熱淚回憶他，認為今天很難找到像大兄這樣的人品、學問和才能的人。然而他的悲劇是直到他彌留之際，仍認為對他的處分是正確的。他只期望在一息尚存的時候，能脫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的這一點愿望，也不曾能實現。他十八歲去蘇北參加新四軍，旋轉上海地下黨，臨危犯死者多次，決不是一個懦弱的人。但在他劃為右派之后，他是永遠地隱忍，他內心的孤寂和凄涼是深不可測的。他愛上了酒，而他囊橐蕭瑟，只有飲劣質的零售的酒。他讀遍了馬列主義的經典著述和有關匈奴的所有資料，寫出了洋洋灑灑的數十萬言的《匈奴史》。他寫了很多自譴自責、深自悔恨的詩。直到他得了癌癥，才停止了飲酒；與酒告別的時候，他也快與生命告別了。當我從北方返里，拿著一瓶“二鍋頭”去見他時，他淡然苦笑說：“那就作來世再喝吧。”話畢，汪然出涕，繼之失聲大哭。我的印象之中，他從我少小時教我唱：“在勝利的九月，祖國，你從英勇斗爭里解放……”他的面上永遠平靜而深沉，從來沒有哭過，即使被“造反派”打得皮開肉綻，也從不哼一聲。十多年后，我去他簡陋的墓前，灑下的是最好的茅臺，然而，大兄生前從未嘗過這樣的好酒。今天，在所有的歡宴之上，我把酒之時，總是想到我的大兄，酒的甘美立刻帶有了苦澀。

我還曾有一段過眼煙云似的愛情，那時我正年輕，為了信誓旦旦的愛，我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傻，可以癡。1970年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寧干校，軍代表指著荒涼的湖灘說：“你們的墓地應在這兒找好。”知識分子的跌價，使很多青年失去愛的權利。我和好幾位同去的青年相繼收到北京情侶斷交的信。我不僅收到了無情的信，還有準備作新房的房門鑰匙，而且女友將所有愛的信物交給了當初的介紹人。然而，我對她的愛情并不曾消褪，在悲憤中，我向急湍的水中走去。被人救上之后，我徹然大悟，與那些同病相憐的失戀者相約，將女友們的相片、信札帶上，到湖邊付之一炬。因為我們知道，在那種時節，一個下放到荒遠干校的人，想與北京的姑娘相愛，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既然如此不如快刀斬亂麻。我們在火光中燒掉的是昔日的歡愉與幸福，我們舉起酒杯，對著莽莽蒼天、瑟瑟葦蕩——干杯，為了愛情的死亡!我平生愛情的羅曼史甚少，并不似街頭巷尾之議論，即使這一點不珍惜的情愛，也隨歲月之流逝遙遠了。“人已各，今非昨”。然而，記憶并不因我霜鬢初染而消失，這苦澀的劣酒卻點點滴滴在心頭流淌，愛的傷痕是人生最沉痛的紀念。

啊!美酒，你這無所不在的、萬能的精靈，我忘不了你；劣質的酒，我更忘不了你，在最困難顛厥的日子里，只有你和清貧的大兄和失戀的我共度那寂寞而冷酷的時刻。我們比不上“八斗方醉”的山濤，“大盆盛酒”的阮咸，更比不上“一飲一斛，五斗解酲”的劉伶。今天，在我畫的《竹林七賢》中，他們正舉杯豪飲，長歌當哭，而十多年前，我曾和大兄對酌，只是那一毛三分錢一兩的白干，相顧寂然，無復豪情。

然而，生活中可留戀、可珍惜、可熱愛、可傾心、可感動的事還很多。譬如吳祖光先生誠懇的邀請，囑我為文，便是一件自認為榮耀的事。吳先生的書齋中自題“生正逢時”橫幅，我深悟其中的哲理。這些年我與吳先生交往，未嘗有接杯酒之余歡，而為了他高潔的人品和他對祖國、人民的摯愛，我愿干一杯，再干一杯!為了時代的進步和更光明的未來，我愿干一杯，再干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