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小說《五四憾事》先出爐的是英文本，題為WHEN LOVE COME TOCHINA,意為“愛情來到中國的時候”。言下之意，傳統中國原無“愛情”一說。倘“愛情”特指在西方由騎士之戀發展出來的，帶著宗教意味、形而上性質的男女之情，我們的傳統里確實沒有，無他，我們原本就沒有一個純然的“形而上”。中式的男女戀情是“兩情相悅”，并不從這一點上飛升出去，像西人的柏拉圖式一樣進入一個抽象的境界。倘說這才是浪漫之愛，國人大可不必憤憤不平，必尋覓追認而后快，以期凡西人所有者，我亦早已有之——事實上“浪漫”一詞，本身就是舶來。

然而若說“愛情”并不一味地指向超凡脫俗，而是指一種有異于常的情感、情緒狀態，或指向男女之情不可思議的性質，則又可說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了。不可思議，自然不可理喻，不可理喻之事，自然有幾分神秘性。西方人于此神秘性的大事渲染，固然無以復加，中國人沒那么戲劇化，對此中神秘性的一面卻也并非不著一詞。只是西人大體的狀寫、描摹是“靈臺無計逃神矢”式的，銳利、強烈，強調的是不可抵擋的裹挾之力，閃電擊中、烈焰焚身的爆發，中式的踵事增華則是百轉千回式的，即使所謂“一見鐘情”看似西方的浪漫相近了，其實還是兩路，絕無不由分說，一箭穿心似的如同定格。“長久時”固不必說，“朝朝暮暮”里所有的冥冥中的心心相印也有一種綿延性，余味曲包同時又余味不盡，仿佛是稀釋了濃度。就連“緣分”一詞原本具有的神秘意味也變得仿佛不夠神秘。

究其本意，“緣分”一語該是對情愛神奇性質的嘆喟，西人對此不可解則更多地應以震驚。還原到最后，皆是在面對此中的神秘，是面對神秘的一種反應。無力去駕馭，我們就將其神秘化，于是相悅之情的無奈便轉化對一個冥冥中超乎我們之上的更高意志的順從。所謂“命中注定”，正是此意。若不怕拆碎七寶樓臺，所謂神秘者其實也不難分解，不過是一種詩化了的偶然性。有道是“無巧不成書”，實則“無巧”則一事不成，“巧”不就是偶然性嗎？無數的斷章殘篇，有頭無尾，無頭無尾，東鱗西爪，難以成“書”的故事碎片，皆因沒有“巧”來串連。唯如此，那些僥幸成篇的故事便似真格是“有緣千里來相會”，草灰蛇線，伏線千里，奔湊而來。

偶然之所以為偶然，即在其難得，偶然性是絕對的小概率事件。“緣分”、“天作之合”一類的說辭，隱然將偶然解釋為一種必然性，實在可視為某種化腐朽為神奇的偷天換日之舉。事實上世上萬事萬物，偶然無所不在，我們把那些愿意接受的偶然性稱為“緣分”或“有緣”，將己所不欲的偶然性稱為“無緣”，倒也省事。其實哪里有“天意”存在呢？有的只是純粹的偶然性。還原回去，看似必然的事情不過是一堆偶然串成的鏈條。

張愛玲顯然是不承認“天意”的，她的短章《愛》中所寫，可視為一種未加藻飾的偶然性：“于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要遇見的人，于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里嗎？’”由“千萬人”、“千萬年”那樣宏觀下來，再尋常的相遇居然是那樣的“剛巧”。倒過來推想，相遇的可能性與不遇比起來，竟是微乎其微，不由要讓你對那偶然，留幾分珍重。

（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