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人民政協報社主辦的“中華緣文化”論壇今天開幕了。邀請我出席論壇，我覺得這個題目是很有意義的。剛才方立天教授做了深刻剖析，應該說“緣”這個概念我們中國人是引進的。但是今天討論的“緣”又是完全中國的，這說明什么？說明我們中華文化這種海納百川的特點，只要是人類有益的思想，我們就會感化。今天我們討論中華“緣”，而不是討論“緣”，是中華之“緣”，其中就有一個“緣”已經成為中國制造的因素。特別是讓我感到自豪的是，這是由我家鄉——一個并不富裕的地方的今世緣酒業有限公司協辦這次會議。與此相呼應大家都知道，從申辦奧運到現在風靡全世界的“中國結”也是我家鄉淮安的女工編出來，帶到奧委會，全世界中國人都很喜歡，從此“中國結”成為中國的象征。我作為一個淮安人感到自豪，同時我也非常欣喜。今世緣是一個企業，大家回顧一下我們國家企業成長的過程，二十幾年是怎么走過來的。我只談文化方面，最初就是抓生產力，產銷、利潤。后來企業要講文化，于是紛紛討論企業文化，不同企業講我自己應該培育一種什么文化。說不客氣話，當時講企業文化的企業家，多數還是從產值與利潤出發的，因為發現只有講文化，生產力才能提高，是一種管理方法，只有講文化我的管理才能上軌道，我的利潤才能有。今天不同了，以今世緣酒業有限公司為代表，現在開始拿出自己的利潤，資助社會上來研究文化問題，這就是說它的立足點已經不是本企業的利潤，而是回報社會，促進社會的發展。由這個會，我感到我們企業在成長，我們的企業家在成長，這的確是令人欣喜的事情。

我是情之所至，心之所急，也是由于“因緣”，有時候不得不就文化講一點話，沒有想到在內部的一個講話讓報紙登了，又沒想到我們總編給我印出來，并送到大家面前，誠惶誠恐，疏漏之處請各位專家指教（注一）。下面我想接續方立天、樓宇烈兩位先生的話，說三點意見，這三點意見都是受他們的啟發。

我談這樣三點：第一“緣”進入中國，最初本來是一種翻譯，就是翻譯佛經的時候，借助中國儒道的語言，這種情況基本是漢末到南北朝時代。“緣”在漢語中本來與絲織品有關，但是常用是“沿”。所謂“緣木求魚”就是沿著樹往上爬去找魚——那是找不到的。用這個觀點看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在因緣之中。剛才方立天教授說了，因緣相通，我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沒有事物是沒有因的果，沒有因果就沒有它，所有東西都有因緣，去掉因緣就沒了，在心境上就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如果我們用這個觀點，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觀點看待世界一切事物，小到離婚這種社會現象，大到美國打伊拉克，無不在因緣之中。以佛家看“因”，在他身上也在自己的身上，老批評人家，不看自己不行，看自己也有錯就好了，今日和昨日也是這種道理。我曾經想，我們今天的社會，小平同志說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我們面前所呈現的我們的制度，這個制度造就的現實是，28年來平均以每年9.6％的經濟增長速度發展。文革結束的時候，我們的外匯儲備只有20億美元，其實還不到，現在外匯儲備到年底可能超過日本?？墒乾F在有的外國人肯定你的成績，反過來就說你專制，沒有民主，人權得不到保證。他就不想了，我們現在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會和諧，“因”就在于我們現在的政治體制。再深一步看，今天的政治體制，也不是1949年毛主席領著政協的成員們在屋里構思就出來的，它也有“因”，“因”在哪里？我今天說在孫中山那里。孫中山也意識到東方的政治不能達到西方的民主，因此國民黨一黨執政。不行就跟共產黨合作，怎么合作？你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所以毛主席就做了國民黨中央的宣傳部長，做了國民黨的中央候補委員。議會層面怎么辦？搞國民代表大會，各省推薦的賢達做國大代表。民族區域自治是孫中山提出來的，只有政協是毛主席和蔣介石在重慶談判的成果，開這樣的會是要使國家團結、統一、民主。可惜蔣介石散了會就撕票，馬上空運軍隊包圍解放軍根據地，于是國共戰爭開始?，F在看來我們打敗蔣介石，來開政治協商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條件成熟后，經過普選，成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些都是有因果的。

如果年輕朋友有興趣，你可以看看1981年中華書局出的《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孫中山1924年1月到1924年8月所作的16場報告全在里頭，是不是因緣。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

第二點我想說，因緣學說從原始佛教傳到中國，經過東漢末年，如果這個傳說屬實則一直到唐代，逐步的中國化，也把因緣學說中國化了。一方面因緣學說得到了改造，另一方面中國的儒學得到了提升，這是雙贏。今天我們讀的《論語》以及《禮記》上說的孔子的話，絕大部分言論是停留在社會倫理層面，比較缺少直接的行而上的表述，但是并不表示他沒有行而上。那我們對因緣的改造在哪里？佛教最重要一點是求個人的解脫，脫離苦海。大乘佛教不同的是不僅自己解脫，而且要幫助別人解脫。而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個人放大到整個世界。這樣“因緣”學說在中國的文化里，就得到了更有力的支撐和更多的營養。今天看，個人的修養與家庭內部的構成生活狀況是“因緣”，家庭出身好了，他出去做官做事的狀況是“因緣”，國家治得好不好，要看能不能夠推動社會天下太平。中國人不想做全地球的主人，是“平天下”，這又是“因緣”。所以我跟企業家說，你們只注意學歷，面試的時候對答怎樣，體檢有沒有疾病，就是沒人考核這孩子在家孝不孝，年輕孩子孝不孝本身是修身問題，連父母都不孝，能對車間主任尊敬嗎？能對你老總尊敬嗎？這個其實就是“因緣”。這一點我覺得把它中國化最大力量在哪？我認為最大力量是老百姓。學者從老百姓當中吸取加以歸納，從過去學術成果當中推演，最后還是看老百姓能不能接受。而且老百姓創造了非常好的通俗語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一下把因緣就推廣到大街小巷。這也是中華文化的特點。我們中華文化重人生、重個人、重社會。古希臘的因果率是從亞里士多德時代就開始思考的，他們是神人的關系，我們不是，我們是從現實生活中，家庭倫理中歸納總結的，這就是“因緣”的本土化結果。

第三點，當前我們中國文化的確值得人憂慮。對內來說，比如離婚率節節“攀升”，以及如《參考消息》上說的“西單少女”、消費一族、吸毒、賣淫、得艾滋病等等情況以及社會治安、盜竊、搶劫、詐騙，每年都在增長。種種令人憂慮的現象層出不窮。我剛才說為什么急，就是看到這個現象，于是想吸引更多人對文化進行思考。目前有一個情況值得注意，就是在文化領域里出現斷裂。在文化形態上，精英文化，或者是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完全是兩個世界，互不搭界。

我曾經講過，文化界人士的努力，創作、演出都很了不起，但你們走遍全國一年，你的觀眾頂不上周杰倫一場演唱會，現在又遇到了新型媒體沖擊。周杰倫的一首歌，一年下載點擊創造的利潤就上千萬。我們學術領域呢？也有一個專家和大眾結合的。這里我不能不說，我們的老一輩老專家，一向是立足用最平直、平時、平易的語言來表述自己的學術的，曾幾何時，在學術界刮起了一陣風，語言是個景色，繞來繞去，說歐式語言又不是歐式語言，說中國話又不是中國話，每篇文章都要白造很多的術語，又沒有對這些術語進行界定，乃至博士生的論文答辯的時候導師看不懂，越來越遠離大眾。在研究中華文化的時候，無論是文學、歷史、社會還是哲學，我們專家學者如何走到人民當中去？如何能在大學里講課時可以讓剛剛入學的高中生也能聽懂，能深入，能淺出？如果我們的文藝形態，精英文化永遠不能和大眾文化聯合起來，融為一體，就像毛主席說的普及與提高的問題，如果我們學術界和廣大的知識領域不能融為一體，讓我們的哲學家的名言在高中生的腦子里生根，讓他們會想起某某先生說如何如何，就像培根所說的“知識就是力量”，那我們的中華文化永遠得不到弘揚。現在世界各國急切向中國伸出手：請給我介紹中華文化，我們只能拿出京劇、高蹺、剪紙、泥人。這些都是文化的形態??！既不是文化的整體，也不是文化的精髓與核心，只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中華文化，做到文化自覺，我們才能有把自己的文化貢獻給世界文化這一天。而世界文化本身是多元的，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在世界文化領域里并沒有占四分之一。一個留美的中國學者說，沒有文化的經濟，再發達也是建在沙灘上的高樓大廈，一旦局面有變動，腳底下的沙一流走，最后什么都不剩，所以真正強大的民族與國家，既有經濟、科技的實力，更重要是文化的實力。這種實力不僅為更多本國人所掌握，本民族的人所掌握，同時也能為世界做貢獻。世界的文化只有多元才能是和諧的。我想擺在我們面前的路是很長的，而且是曲折的，不平坦的。但是中國人就是常常以天下為已任，希望今后我們學術界也能夠對中華文化建設成長作出貢獻。

（根據許嘉璐副委員長在中華緣文化論壇上的講話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