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是佛教文化的核心理念，充滿辯證色彩。這個命題，似乎不言自喻，稍加辭色，便落言筌。但要給予確切解說，卻又茫然無緒。誠如各位先生所說，佛有佛緣，道有道緣，儒有儒緣，當然，文也有文緣。

佛教與中國文學結緣，肇自兩漢之際。自茲以降，佛教對于中國文學的影響既廣且深；若作概括，犖犖大者至少有如下數端：第一，佛教改變了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第二，佛教拓寬了中國文學的思維空間；第三，佛教豐富了中國文學的體裁題材。譬如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T型帛畫所表現出來的上天、人間和地獄觀念還比較簡單，甚至還有一種幽暗的美。而王琰《冥祥記》及大足石刻所表現的地獄就非?？植?，令人不寒而栗。過去，我們的文學作品里常常有《大言賦》、《小言賦》之類的題材，極盡夸張之能事，然而與志怪小說中幻化情節相比，實乃小誣見大誣，不足論列。至于文學體裁及題材方面的例證，如近體詩的出現，如魏晉志怪小說的繁榮，更是舉不勝舉。對此，學術界多有論述，這里可以存而不論。

過去往往將漢唐文學并稱，其實漢唐很不相同。漢代融匯中原各個地區文明的精華，鑄成中華文明外儒內霸的特質；而唐代則融匯周邊少數民族文化、特別是西域文明的精華，涵養中華文明有容乃大的胸襟。作為一種外來文明，佛教與中國文學的結緣，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示。

第一，中華文化以其深厚的底蘊和博大的風采，具有強大的民族親和力。中華文明在其開創初期，實際已經包容著黃河、長江、漠北、嶺南的多元區域性格，并在其歷史發展中，呈現出中原內向匯聚以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輻射的雙向性認同趨勢。佛教進入中國，其實也是一種雙向選擇：佛教選擇了中國，中國也選擇了佛教，并使之溶入中華文明的血脈，與儒家學說、道家思想一起，為民族親合力的形成起到了深刻的潤滑作用。隋唐統一和五代十國混亂而進入宋代之后，遼、金崛起于北方，元、清統一而疆域遼闊，均為少數民族占據最高政治舞臺，但依然繼承著、豐富著和推進著中華文化的血脈，而沒有出現世界其他地方出現過的文明中絕的野蠻時代。遼代疆域極盛時期，實行北南兩面官制，“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治漢人“。元代開國，采納耶律楚材的主張，“以儒治國，以佛治心”。忽必烈的周圍形成儒士幕僚集團，甚至他本人也被尊為“儒教大宗師”。在改朝換代、民族沖突轉劇之際，多元文化成為了中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粘合劑，互借所長，融合再生，使整個民族文化在痛苦中重獲新的輝煌，這是世界文化史上很難看到的奇觀。

第二，中華文化以其中和的氣質和集美的胸襟，具有對不同文化智慧、甚至宗教派別的強大的兼容性。中國文化吸收了印度佛教，同時又改造了印度佛教，吸收外來文化，不僅不會使自己原來的文化傳統中斷，而且還會大大促進自身文化傳統更快、更豐富、更健康地發展。由于中國地大族眾，各民族的精神信仰有很大的區別，沒有文化上的兼容哲學，勢必國無寧日。憑借著中國文化的中和精神和兼容哲學，各文化流派和宗教流派往往能夠在長期的共存和沖突中，逐漸發現和汲取對方的長處，尋找和重釋相互可以溝通的精神脈絡，在某種特殊的文化張力和滲透中尋找共同發展的可能。魏晉玄學實現了儒道的合流，李唐王朝，三教并重，宋代則真正完成了儒、佛、道三教的融合。逐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出入于釋、才，反求諸六經”，受到過佛學的啟發，甚至吸收和改造了佛學的某些因素，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金、元時代與儒學關系極深的道教全真派，創教之初就“欲援儒、釋為輔”，丘處機拜會成吉思汗時，建議向儒者垂詢治國之道，“以敬天愛民為本”。并不是說他們創造的教派和學理有何等高明之處，而是說中國文化的內質中存在著化解沖突、走向共存的因素。尤其在當今民族沖突、宗教沖突、文化沖突日益成為困擾世界的焦點問題時，這種兼容精神就顯得更加難能可貴。

第三，中華文化以其向外開拓發展和進行形式轉移的強大功能，為自己擴大了可資利用的智慧資源，加強了自己在新領域的創新性。佛教是一種外來文化，進入中國以后，迅速大眾化與本土化，轉化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資源。不可否認，由宋至清的官方正統或道統文化具有崇古守舊的弊端，但是民間文化和介于雅、俗之間的諸多文化形態卻保存著相當活躍的智慧流通、轉移和創新的成份。在文學方面，一種文體發展到極致而轉向僵化、衰落的時候，往往有一批敏銳的、有才華的文人把智慧拓展和投入到另一種尚處于民間的文體之中，從而打開了一片創新的天下。正如魯迅所說：“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于文學史上的”。作為時代性文體的宋詞，是隋朝把西域胡人的俗樂轉化為燕樂，初、盛唐時期流傳于教坊，由無名氏依曲填詞，中、晚唐有著名詩人參與其事，最終大盛于兩宋的。元曲據說是由“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變而為雜劇”。所謂“院本”就是流行于伶人聚居的行院中的戲曲底本，可見也是民間藝術形式刺激了文人創作“新聲”的靈感。成為明清時代標志性文體的小說，在晚唐五代接受了佛教俗講的影響，于宋元時期流行于民間，在明代由富于創造力的文人參與，才出現《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等“四大奇書”的。這一系列重大的由俗入雅、以雅化俗的文體轉移和創新的現象，說明中國文化最有創造性的部分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向不同的文化層面開放。這一點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中國文化向外國文化開放，從而推動自身的現代化進程，可以后先輝映的。

第四，中華文化講究事物和藝術的整體性和有機性，注意事物的內在聯系和外在聯系，在文化創造中強調人與自然的協調與和諧。佛教強調眾相因緣，儒家強調天人關系，老子強調事物法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國醫學講究把人體作為有機整體，人體又作為自然整體的一部分。宋朝太醫局翰林醫官鑄造第一具針灸銅人，清朝宮廷太醫使用《明堂經絡圖》，都是把人體內外各組織器官看作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由一癥狀而作全息透視，牽一發而動全身，通過局部刺激而調動全身的內在潛能。中國繪畫不拘泥于定點透視，而講究流動視點的統合觀察，山水云林，遠近濃淡，都以心和自然直接相對，從中體悟出詩趣畫境。園林藝術講究“雖由人作，宛自天開”，講究曲折錯落布局，達到曲徑通幽的詩趣。又巧妙運用“借景”，把遠近山巒塔、河湖樹木借來與園內之景相映成趣。中華文化精華中這種對人、對藝術、對天地萬象的協調性和整體性的理解，與現代環境保護意識有相通之處，甚至在這種意識中平添一點詩意。

更重要的是，中華文化在繼承傳統與吸收外來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創造性地開拓了自己的思維空間和理論體系。兩千年來，佛教文明與中華文明的結緣已經修成正果。現在面臨的問題是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的碰撞與交融。生活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梁章鉅（1775—1849）在其《浪跡叢談》中有這樣一則筆記，是用音譯的方式記述英文十二個月份的發音。這則筆記題曰“外夷日月”，由此不難看出作者的獵奇和輕蔑的態度。他當然不會想到，就在他辭世不過半個世紀的時間，以英語為主要載體的西方文化就大踏步地挺進中國，并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一個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當然也打上了西方文明的深刻烙?。菏攀兰o末到二十世紀中期約五十年間，以進化論思潮為核心的西方文明強烈地沖擊著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二十世紀中期以后占據主流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思潮，又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世紀之交，中國文學研究汲取百年精華，從外來文明與傳統文明的交融中正悄然經歷著第三次意義深遠的歷史轉型。

過去一百多年，作為強勢文化代表的西文論著，我們多有譯介，而中國的著述卻很少對外傳播，這當然是一種不對等的文化交往，正如佛教初期傳入中國一樣。隨著西方文明的廣泛傳播，中國文化同時也在積極尋找著自主創新的發展之中。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在文化形態上，自然不再甘心于套用某種舶來的觀念去解讀中國文化，而是要將這種外來文明的精華溶入到中國文化的血脈中，這顯然是一種進步。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重新回首佛教和中國文學的因緣際會，確實可以從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啟示。最重要的一點，立足于本民族的偉大傳統，以開放的胸襟容納百川，這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